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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要面向市场 但要步出“产业化”歧途
作者:宁波教育科研网 阅读:2055 次 时间:2005/12/29 来源:光明网
2005年7月10日,宁夏银川市一名13岁的女生在家中服毒自尽。她留给父母的遗书令人深感震撼:“您养了我13年,花了好多好多的钱!我死了可以帮您们节约10万元”,“对不起!我辜负了您们的心了!我是个差生!”这是因交不起择校费而自杀的一例个案。 

 
 
    8月27日,甘肃省榆中县新营乡谢家营村18岁的高中女生杨英芳,因父亲无力供养她与弟弟同时上学而跳崖自杀(后被救)。
  这两个血淋淋的案例以极端的形式凸显了教育行业尤其是现阶段义务教育存在的严峻问题:一方面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城乡教育差距巨大;另一方面,对有限教育经费的使用,又出现盲目攀比、铺张奢华的不良倾向,造成巨大的学校差距。巨大的城乡差距、学校差距导致优秀教师向城市优势学校流动,使农村优秀教师流失严重,同时造成优势学校高昂的择校费、炽烈的择校热,造成严重的教育不公,扩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已然存在的差距。择校招生往往演化成家长的“票子”、关系和权力的竞争。
  按杨东平教授的说法,这种义务教育非均衡化导致的恶劣现象严重损害了教育的品质和声誉,使教育在社会舆论中被称为“腐败重地”和“暴利行业”,教育与医疗、住房一起被称为压在老百姓头上新的“三座大山”。
  这种惟钱是瞻、惟利是图的教育流弊的泛滥,与近几年甚嚣尘上的教育产业化的风潮密不可分。
  事实上,“教育产业化”或“教育既是产业又是事业”的提法从根本上混淆了人们的思想,误导了人们的行为(许青,2005)。教育是产业但却不可产业化。市场机制发达国家的教育历史及我国当前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表明:教育完全市场化存在着种种的非适应性。譬如,教育价值观的错位使师资流向企业,或出现重科研轻教学的局面;基础性学科无出路而急需的热门专业又难以提高质量;教育成本分担补偿的非现实性使得大批农村孩子或城市贫民子女难以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高教阶段的收费由国家、集体、个人三结合,实则大多落到了个人头上。如此一来,喜欢读书、善于读书的读不起,有权有钱者混个文凭则很容易。这从根本上有碍公民个体的发展,从总体上遏止了社会的进步。
  那种认为教育产业化会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的说法,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憧憬。教育产业化、学校市场化,小则会使文凭商品化和“水货文凭”泛滥,大则造成教育的结构与总量失衡,质量滑坡,教育机会不均等,而这也正是当前我国进行国民素质教育的一大忌。
  教育要面向市场,要利用市场手段,但不可市场化;办教育要有产业意识,引进竞争机制,但又不可完全产业化,办教育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政府的财政补贴。
  在教育产业化的强劲误导下,高校学费不加区别地一路看涨,让大批贫困生苦不堪言。如来自新疆的调查显示,2000年至2004年的五年间,全疆教育费用支出累计上涨40.5%,远远高于居民其他消费支出的涨幅。2004年,青海师范大学6841名在校生中,贫困生4167名,占60%。其中特困生2908名。每个学生的年支出费用最低在7000元以上,包括学费3000元,最低生活费3000元,公寓费800元,书费400元。三个壮劳力养不起一个大学生。据吉林省政府研究中心的调查,2004年吉林省高校学生人均学费6000元,住宿费1000元,伙食费4800元,一年费用共为1.18万元。而2004年吉林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3000.42元。这意味着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四个农民的年总纯收入!
  这样的现状持续下去,无疑会极不利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并使国家发展必需的人才储备青黄不接。而高素质的国民、丰富的人才储备正是保障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的决定性因素;没有高素质公民的国家是不可能有“崛起”的后劲的。
  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之所以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对人才的吸引和培养是根本原因所在。源源不断的外来高素质移民和国内教育机构培养的大量创新型人才,不仅创造了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并且塑造了一种能够进行自我调节的保持平衡的政治体制,和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的经济模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经在数年前发文强调:“在2000年以后的年代,我希望整个民族竭尽所能,使我们所有的孩子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世界一流的教育。随着美国步入新的世纪,没有哪项任务比这更重要!”
  反观中国,人才安全现状却不容乐观。其中一个不容乐观的现实是教育投资严重不足,投资结构很不合理。据有关资料,全国预算内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2002年为3.32%,2003年为3.28%,减少了0.04个百分点。最近公布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又显示,2004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更是锐降到了2.8%,已连续三年呈下滑之势。不仅没有实现“十五”计划中规定的要使这个比重达到4%的目标,反而离这个目标更远。
  与中国对教育投入的持续萎缩相比,近40年来,世界各国教育投资的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逐年提高。按瑞士《世界竞争力年鉴》计算,2000年全部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我国为2.1%,日本为3.6%,印度为3.9%,马来西亚为4.1%,英国为4.4%,德国为4.6%,巴西为5.0%,法国为6.0%,美国为7.4%,加拿大为8.2%。而据1999年《世界科技发展报告》统计,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5.5%,发达国家在6%以上。OECD国家该指标在1998年也达到了5.8%的当年世界平均水平,韩国、加拿大等国家超过了6%,甚至达到7%。1998年,巴西、马来西亚、泰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重也分别达到了4.63%、4.49%、4.27%。近几年,这些数字又有了新的增长。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早就注意到了中国在教育投入方面与世界平均水平的这一差距及其隐含的巨大风险。他认为,中国目前人力资本领域主要存在两大问题:第一,从世界标准来看,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现阶段中国的物质资本投资远远高于人力资本投资,大约各占GDP的2.5%和30%;而在美国,这个数字是5.4%和17%;韩国分别是3.7%和30%。第二,人力资本投资在中国各地区之间,以及在同一地区的农村和城镇之间分配不均,而且效率很低。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状呢?赫克曼教授认为,由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教育政策扭曲了投资组合,使得受教育的劳动力对于经济的真实的边际贡献无法反映出来,个人不能直接获得教育带来的全部收益;人力资本投资被引向了实物资本投资;内陆人力资本投资被引向了沿海地区;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被抑制,等等。
  鉴于此,越来越多的国内教育专家呼吁,理应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应加大对关乎中华民族未来的全民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投入,并通过法律手段调控教育投资、管理和使用的全过程,将教育投资管理的全部活动纳入法制轨道,以保障教育投资的足额到位。
  一些专家认为,法律调控应采取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按照举办者负责筹措教育经费的原则,明确投资主体。教育投资的受益者首先是国家和社会,为缓解我国教育投资严重短缺的局面,国家及其各级政府应负首要责任;按照教育成本分担的原则,明确国家、社会、家庭和受教育者在教育投入上的责任和义务;按照我国确定的基本教育制度,明确不同类别教育的不同经费来源。我国教育的基本制度,从阶段上划分,有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这一系列的学校教育制度。从类别上划分,有义务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制度。对于不同类别教育制度的经费来源应该有所区别;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在财政预算中单独列项,理顺教育经费管理体制。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的前途,全系于教育。为此,我们不仅希望,政府和全社会能够以切实有效的手段保障全民教育的普及和提高;我们还希望,这种教育的理念、内容和方式能真正有助于塑造出具有健全独立人格和现代文明意识的合格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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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zhanghaoqua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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