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收藏  联系信箱  我要投稿           
 
     首页研究天地高等教育研究  
网上办公
《宁波教育科研》
县市区教科所
江东区 江北区
海曙区 鄞州区
北仑区 镇海区
奉化市 余姚市
慈溪市 宁海县
象山县 大  榭
实用工具
常用电话 市内公交
飞机航班 电视节目
火车时刻 宁波客运
天气预报 网络翻译
友情链接
高等教育研究为宏观决策服务的思考
作者:龚放 阅读:1683 次 时间:2008/12/2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08年第4期

1978511《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揭开了全国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帷幕,为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重大贡献。这篇被人们誉为“东风第一枝”或“早春第一声惊雷”的檄文,最初的四稿是由当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的胡福明老师撰写的。他在1977年春天即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已经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了,中国要‘改弦更辙’。所谓‘改弦’,就是要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去掉;所谓‘更辙’,是要另辟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而只有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才能让思想冲破牢笼。”“我们作为理论工作者,应该义不容辞地参加这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为老百姓做出我们的贡献。”[1]7,胡福明的妻子在省人民医院开刀,他在医院陪护的一周内就着病房走廊的灯光起草提纲并写出初稿。三易其稿后投寄《光明日报》,引起当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和中央党校吴江等同志的重视。在他们的参与和指导下,文章经多次修改讨论,最后由胡耀邦同志亲自审定。今天人们普遍认为,与“五四运动”、“延安整风”并列为现代中国“三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是《光明日报》这篇文章所引发的。

1978年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隆重纪念的。以胡福明为代表的高校教师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作出如此重大的理论贡献,无疑是值得我们自豪和欣喜的。而更有意义的是,今天对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让我们可以从更加宏观的角度,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检验包括高等教育研究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当代贡献与历史价值,反思我们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偏向、滞后或缺失。

在历史转折关头,在重大的理论或实践问题研究中作出原创性贡献,需要有胆有识。“有识”,是说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见解;而“有胆”则是说要有理论勇气,有反潮流、批逆鳞的胆量,有为了追求真理、传播真理而不计得失、不顾安危的可贵精神,不仅要“言人之未曾言”,而且要“言人之不能言”或“言人之不敢言”。1957,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披肝沥胆,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他的“新人口论”,振聋发聩地指出:“人多是我们的致命伤。”“我国人口基数大,增殖快,使有限的国民收入,被六亿人口吃掉了一大半,以致影响积累和工业化。因此,控制人口,刻不容缓。”但是,陈伯达和康生等竟然“上纲上线”,将马寅初诬为“中国的马尔萨斯”,授意多家报刊组织几十篇文章“口诛笔伐”。195812,马寅初在写给《新建设》的《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中说:“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书。这个挑战书是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服人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2]尽管如此,陈伯达之流的批判愈演愈烈。1960年初,马寅初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全国人大常委之职也被罢免。对公众而言,马老正直的身影和铿锵之声也消失了整整20年。但历史已经证明:“马寅初掌握了真理。”而“错批了一个马寅初,多生三亿人”,已经铸成大错。今天重温马老半个世纪前掷地作金石声的《重申我的请求》,我们在肃然起敬之余,怎不倍感遗憾,倍感痛心!人们有理由提出两个假设。其一,假设当年不仅仅是一个马寅初、一个北大校长,而是有十个、二十个著名的学者教授和大学校长,都能像马寅初那样坚持真理,直言相谏,会不会影响中央高层的

决策?其二,如果毛泽东同志等中央领导集思广益,采纳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20世纪50年代后期而不是70年代初就开始控制人口增长,则我国现在的人口总数也许只有9亿或10亿,而不是13亿,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格局和社会发展速度将全然不同。

与马寅初的悲壮相比,30年前胡福明勇敢地撰文“阐述一个朴素的真理”,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影响高层决策、影响历史进程的成功范例。当然文章发表后,他也曾面临巨大的压力和风险。有人罗织了“砍旗帜”、“丢刀子”等“弥天大罪”,甚至将他列为“五胡乱华”之一。只是由于匡亚明老校长的支持,由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迅速正本清源,把握全局,才避免了历史悲剧的重演。历史从正反两面告诉人们,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国计民生,对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命运是何等重要,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教育界和科技界有两件大事前后辉映,堪称“双璧”。其一是1983515,在武汉参加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的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与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和大连工学院名誉院长屈伯川经过共同研究和反复论证,联名向中央提出“关于将50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议”。519,匡亚明又专门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恳请批示有关部门研究”。四位大学校长的建议和匡亚明的信引起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5月24,他在匡亚明的信上明确批示:“请紫阳、依林同志考虑,提出意见,在书记处一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3]匡亚明等老校长的“835建言”为中央所采纳,“努力办好一批重点大学”的设想转化为国家的战略性决策。从“七五”期间开始“建设‘重中之重’”,90年代付诸实施的“211工程”,1999年启动的“985工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这一战略性决策,已经并将继续显示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4]另一件大事发生在1986,中科院四位学部委员王大珩、王淦昌、杨嘉辉和陈芳允联名向中央提出“关于跟踪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同样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他在198635作出批示,最终导致了“863计划”即《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的制订和实施。

匡亚明等四位老教育家的“835建言”和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关于“863计划”的献策,有两个共同之点。一是他们怀着对党和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通过对当代高等教育及科学技术世界发展趋势的全面了解和准确把握,通过对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提出战略构想和实施对策;二是他们的建言献策,都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转化为科学决策和国家行为,从而对我国高等教育及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是建言的过程,还是所产生的效应与意义,这两件事都传为佳话,青史留名。

我们生正逢时,赶上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教育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之所以称之为“黄金时代”,有以下三条理由。一是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正处在空前大发展的阶段,1999年以后的“快速增长”已告一段落,内涵发展和质量提高成为主旋律。这就为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大量的课题。二是高等教育改革正加大力度,拓宽广度。全面素质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实施,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都向传统的人才观、教学观、质量观、师生观提出了挑战。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以“打通瓶颈”,解放高校生产力的“攻坚战”刚刚开始。改革与发展中碰到的矛盾错综复杂,而矛盾丛生之时,正是检验高等教育理论是否科学、正确的时候。三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高等学校领导在教育的改革、发展与竞争中不断增强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意识,希望专家学者献计献策,参与决策。今天的教育科研工作者较我们的前辈先贤有了更好的研究条件、宽松氛围和用武之地。我们一定要增强使命感,抓住机遇,不懈努力,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才能无愧于这个伟大而充满生机的时代。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都十分强调加强教育科学研究,强调加快研究成果向实际应用的转化,为教育宏观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服务,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服务,为繁荣教育科学服务。我理解,这“三个服务”,是党和政府对我们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和期望,同时也是衡量我们的研究是否卓有成效、是否有的放矢的重要尺度。“三个服务”中间,“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服务”,是普适的、基本的任务;“为繁荣教育科学服务”则是部分科研机构,特别是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或重点学科的机构义不容辞的任务;相对而言,“为教育宏观决策服务”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因为它引领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实践,有时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覆盖面广且影响力强。

为教育宏观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服务,有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高层决策者有民主意识和科学精神,有集思广益的机制和问政于民的胸怀;二是教育研究工作者有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的意识、水平和胆识,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也就是陈云同志所倡导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价值取向与治学风格。

所谓“唯实”就是关注现实,研究现实,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发现问题,把握趋势,寻求对策。因为只有关注和参与教育实践,才能保持一种研究的敏感性,才能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既要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中探求规律,捕捉灵感,又要从本土的高等教育发展现实中梳理矛盾,提炼问题而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在这方面,人们往往容易陷入两个误区,其一是“唯上”,把注意力集中在琢磨领导“提法”的变化和“口径”的变化上,热衷于为既有的政策作诠释;其二是“唯书”,尤其是迷信“大家”和“名著”,以为堆砌了大量概念和范畴,或者引证了许多外国教育权威的语录,就是理论性强和水平高。殊不知“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只有“唯实”而“不唯上”、“不唯书”,我们才能步入创新的大门,获得独特的发现。

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而行。如果将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成立视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发轫之点,我们也将迎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三十而立”了。“而立之年”的回顾与思考应当是全方位的。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教育宏观决策,我认为需要追问以下几个问题———

1.是一个“研究领域”,还是一个学科?这个问题曾经让我们困惑,也让我们痴迷。20世纪90年代,我们不止一次地探讨了高等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和“特殊范畴”,试图论证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2.从问题入手,还是从构建理论框架入手?这一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相联系。我们不得不承

,引领当代高等教育研究潮流的美国同行,似乎不太注重高等教育学的理论构建。即便是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也没有正儿八经地厘定概念、分析范畴和建构理论。从1984年第一本《高等教育学》出版以来,我们已经有几十本类似的“专著”问世。建构理论的意识是必要的,但理论的建树和学科的成熟应当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应当是建立在高等教育实践的成功基础之上,而不能“揠苗助长”或“闭门造车”。是致力于高等教育理论框架的建构,抑或致力于解决重大的实践问题?我认为不妨套用胡适先生的名言,倡导“多研究些问题,少建构些框架”。潘懋元先生认为,“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中介环节,可能是多维的”。而“在问题研究中开辟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新路”,则得到他的首肯。[5]当然,问题必须来自于实践,问题也必须是具有科学价值或应用前景的“真命题”,而不是似是而非的“假命题”。

3.研究是为了取得某种“资质”,抑或为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服务?英国学者马尔科姆·泰特在其《高等教育研究进展与方法》一书中论述了人们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四个动机:其一为“高等教育活动自身需要研究”;其二为“源于研究兴趣”;其三是“为了获得‘资质’(credit);其四是“研究成果的发表”。[6]事实上,诸多研究者确实是为了获得“资质”而并非为了解决

高等教育的问题。我们每年生产的大量学位论文有多少学术含金量?对教育决策或教学改进有多少实际效应?我们有必要进行科学的评估与检测。

4.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效由什么来鉴定?它取决于文本的引用,还是对决策与行动的影响?

“科学计量学”的方法正被广泛引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2006年我曾尝试运用CSSCI的统计数据分析,根据论著“被引”及“被引率”来衡量学者、机构的学术影响力。事实证明,它和“同行评估”相辅相成,可以比较客观、准确、科学地评价学者和机构的学术影响力。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被引”及“被引率”所反映的,仅仅是学者的思想、观点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诚如《江苏高教》主编顾冠华所言,是“对文本的影响”。而高等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影响教育决策,在于指导教育和教育管理的改革,在于为一线的教师和学生,为学校管理者提供新视野、新思维和新见解。而如何衡量和评估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对教育发展与改革实践的影响力,是我们必须面对并深入探讨的课题,它有相当的难度,但也许更有价值。[7]

参考文献:

[1] 张异宾.走向思想解放之路[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45.

[2] 新建设,1960,(1).

[3] 匡亚明教育文选[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影印件.

[4] 王德滋,龚放,冒荣.南京大学百年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433-434 .

[5] 潘懋元.在“问题研究”中开辟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新路

[J].高等教育研究,2000,(5):5.

[6] 马尔科姆·泰特.高等教育研究进展与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33-234.

[7] 龚放,白云. 2000-2004年中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影响力报告———基于CSSCI的统计分析[J].江苏高教,2006,(6):5.

龚放:南京大学高教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一篇: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理路和矫正策略
下一篇: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中国高等教育30年的回顾与展望
 
责任编辑nbjks
打印本文 Email给朋友 返回顶部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限255个字符)
姓名: 0
内容:
 
  您是第位访客